敦煌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穴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有492个相对完整的洞穴，仅历代壁画就有4.5万平方米。敦煌壁画是敦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技艺精湛。特别是壁画中有一种壁画叫做支持者肖像，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正是这些壁画中的支持者，代代相传，努力挖掘石窟，建造佛像，绘制壁画，最终创造辉煌的敦煌文化。

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名门望族和士人的到来，佛教很快在敦煌传播开来。西晋时期，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朱法护带领大批弟子在这里翻译经文，修建寺庙，挖洞。北魏五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敦煌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有一段时间，当地和中原的达官贵人纷纷在敦煌开凿洞穴。上下效果，达官显贵开凿大型佛窟的举动，为当地民众树立了榜样，信奉佛教，开凿洞窟成为非常流行的社会时尚。隋朝统一南北朝后，中国开始走向汉朝以来的全盛时期。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各阶层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在莫高窟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穴，掀起了建石窟的高潮。进入唐代以来，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不断发展，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畅通，敦煌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此时，敦煌的望族仍在不断挖掘家窟。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莫高窟继续挖掘1000多个洞穴，建造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洞北大像）。

所谓供养人，就是出资愿意挖洞的功德主、洞主、施主及其相关家庭、亲属或社会关系成员。有敦煌历代大族、地方长官、僧界大德，也有普通下层平民。支持者肖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洞穴建设时代和洞穴所有者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敦煌服装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从十六国北朝到元朝，供养人的画像逐渐由小变大。到了五代宋朝，它和真人一样大，是一个家庭人物同处一个洞穴，具有寺庙和祠堂的性质。佛教传播非常重视造像，认为信徒面对佛陀，菩萨图像看到菩萨图像的真面目，就可以专心供奉。因此，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来宣传造像的好处。对于官绅富豪来说，广造神像不仅让他们在世时享受奢华生活，而且在死后也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对于普通人来说，佛教也教会他们，只要能随其力分，做佛像，就能永远离开贫穷的海洋，过上富裕的生活。所以，无论穷富之人，都开窟造像，画像题名。为了表达虔诚信教，佛教徒总是在佛像下面或左右画自己的肖像，拿着香炉或香花，排队敬礼，或跪在地上。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全身，多为群像：僧尼群像、家族群像、人民群像、府衙官僚群像。这些肖像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的男女老少。莫高窟现存供养人画像8000多幅，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是我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谱。

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最早恢复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最大的一幅。这幅画有122人，第一身形象最大，立粉堆金题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第二身，第三身是都督夫人的女儿，后面9人是奴婢。据研究，与这幅画相对的北墙上画着都督乐庭琅和儿子、男仆、南北合在一起的都督乐庭琅全家礼佛图。这幅画在结构和意境创作上突破了前代整洁严肃的支持者行列。人物错落有致，自由活泼。特别是在人物背景的设计上，有垂柳、萱花、曼陀罗和蜂蝶飞舞，对生活有着独特的兴趣。同时，也反映了唐代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繁荣。

在《于田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一图中，深刻揭示了当时西域于田国与沙州(今甘肃敦煌)统治者的关系。宋初的于田国王李圣天，原名尉迟僧乌波，唐代赐姓李。据史料记载，李圣天是沙州最高统治者曹议金的女婿。他和妻子曹在莫高窟曹议金建造的佛窟中画了他们的支持像。肖像头戴冕冠，穿龙袍，和汉家天子没什么区别。

《回维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出自莫高窟第61窟，当时沙州最高统治者曹议金之子曹元忠。四位妻子的供养像中，第一身是曹议金甘州(今甘肃张掖)回吾夫人。第二个是曹议金的女儿，曹元忠的妹妹，嫁给了甘州维吾尔族。第三身也是曹元忠的妹妹，嫁给了于田回吾。第四个是曹议金的原配妻子，曹元忠的生母。画像的排列顺序和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沙州曹氏与甘州维吾尔、于田维吾尔的交往关系。不难看出，敦煌政权的稳定与其周边和亲政策密切相关。

敦煌莫高窟492个完整的洞穴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画像，而且大部分都有榜书题记。据粗略统计，现有问题约7000个，反映了支持者的地位和时代背景，是当时真实事物的记录。研究敦煌、河西和丝绸之路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是罕见的珍贵信息。与此同时，敦煌壁画供养人画像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像的集大成者。各朝代现存的供养人画像，脉络清晰地展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发展过程和优良传统。汉儒风格画像简约，魏晋仕人风貌，隋唐仕女气势恢宏，五代宋人物富有世俗生活习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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