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中，环境治理共同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完善政府管理、企业生产和社会公众参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结构，增强相关主体的治理能力。

一一在政府管理体制上，推进法律体系的“録色化”和职能的“整合化”。

法律体系的“绿色化”，意味着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纳人相关法律中。同时，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关系，消除单行法之间的重叠和冲突，形成针对污染物精细化管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系统性法律体系，落实生态环境治理的刚性约束。

职能部门的“整合化”，要求形成职能配置科学、组织机构合理、运行高效顺畅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在中央，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分散的生环境保护职能。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管理等职能进一步加以协调，形成运转高效的机构框架。在地方，一是持续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二是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将生态环境治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

一一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实现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化”和政企共推绿色发展的“共赢化”。

在环境治理共同体中，企业作为污染物的主要制造者，对减少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按日连续处罚”、停产限产等一系列规定，开启了我国工业企业更为主动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新局面。在未来，需要进步监督和引导企业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尤其要健全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督促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披露环境信息，实现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透明化。

在强化政府监管和环保执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政府和企业在环境题上从“猫鼠关系”转向合作共赢的关系。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引导企业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发展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等，从而共同提高环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在社会公众参与上，鼓励生活消费的“低碳化”、环保观念与权利的“制度化”。

在环境治理共同体中，社会公众的消费行为发挥着自下而上的杠杆调节作用。公众生活的“低碳化”措施主要包括:发布公民环保行为准则，开展丰富的生态环境宣传活动等，在学校、社区和家庭中提倡“生活消费绿色低碳化”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使公众养成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等绿色生活方式。

环保观念与权利的“制度化”，则要求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号召公众加强自律，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另一方面，确保公众有序参与环境决策、监督企业履责、获取生态环境信息，以及在受到污染损害时依法索赔的各项权利，并通过法律法规将其制度化。

此外，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领域密切相关。在经济领域，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体系、绿色金融体系等;在文化领域，需要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等。(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邓伽

来源于《半月谈内部版》2018.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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